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范文大纲

【篇一：《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

这个学期一直在读这本《陈寅恪与傅斯年》，确实读得有点艰难，但读完后，让人心潮澎湃，感人泪下，怅惘良久。

陈寅恪与傅斯年均出生于清代名宦之家，青少年时代留学欧美，后成为耀眼的学术大师，一在清华大学国学院，一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均开创了举世瞩目的学术流派。他们既是真挚的朋友，还是姻亲，更是道友，彼此信任，相互关照。共同促进学术的研究繁荣。由于日本的全面入侵，傅斯年与史语所搬迁至重庆李庄，在物质极度匮乏，艰难度日之中，傅力邀陈赴李庄共担大任。陈寅恪逃离北京，举家南迁，经长沙，至昆明，再辗转至桂林，不幸中途病倒，双目失明，生活极度困顿，不得已转赴条件稍好的成都燕京大学，与李庄无缘一面。陈傅本当携手共创学术盛业，但在风卷残云的时势下聚少离多经，终至劳燕分飞，阻隔了海峡两岸，相望而不能相聚，一个暴毙在孤岛议会大厅，一个默默死于岭南病榻。这是一部20世纪上半叶知识分子惊呼历程的心灵史诗。更让我们后辈们人另一个侧面更加真切地感知历史的真相，感受他们在20世纪所遭遇剧变，谱写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衰歌。

回望过往的几十年，中国能称得上大师的，莫不是建国以前之人，他们真正成长的阶段，莫不是民国成立之后，他们大多留洋海外，有的书香门第，有的性格怪癖，有的颠沛流离，但无一例外的真才实学，学力苍劲，其中如陈先生辈，称得上是学贯中西，高山仰止，而他本人更是被盛赞到乃是历史上三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的才子。

感慨于这些民国时期大师的风骨，首先在于他们青年留洋时期的踏实坚守。他们为了买书，往往只能连吃数日的干面包以求缓解度日，彼此之间相互扶助，周转救济，然而所有的学生几乎是一般穷，有时到了交学费的日子，更是苦的直叫没法活。后值国内战乱不断，硝烟顿生，往往国内的资助也再不得见，日子一天窘似一天。然而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他们还是乐观的、不懈的用对知识的追求丰富了这贫瘠的日子，孜孜不倦，博通古今，历揽中西，终成一代大师，并且以一种群体式的出现造就了知识分子社会价值、地位与贡献的高峰。

读罢不禁唏嘘叹惋，感慨于昔日前辈先贤的不懈奋斗，羞愧于今朝青年学子的慵懒堕落。感慨于大师们的风骨，更是在于他们一生高尚的学品和人品，不为敏感所屈，不向非正义低头，他们自有知识分子的操守。

书已读毕，为近百年前的中华人物、知识精英荡气回肠、醉心倾倒，一个被誉为“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傅斯年，一个被誉为“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教授的教授”陈寅恪，他们不愧为真正的大师，正所谓多难兴邦，百炼成钢啊！

【篇二：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

几年前，我在苏州一家台资企业工作时，跟经理老刘关系不错，他是一个会问我“大陆生双胞胎，会不会超生罚款？”的台湾人。有一次闲聊，互报家门时，他显然对聊城一无所知，瞪着眼问是不是聊斋那里？我又历数水城名人孔繁森、季羡林、傅斯年……傅斯年！是傅大炮吗！他夸张的表情让我有点儿忍俊不禁，原来他是台大的毕业生，而傅斯年是台大改制后的第一任校长，也是他最崇拜的一代学人。我们约定，等到“十一”假期，一同去位于聊城的傅斯年陈列馆访古。

岂料，“十一”未到，老刘却因公返台了，我亦辞职归乡，一同去傅斯年陈列馆的愿望也就此搁浅。

事隔三载，一份来自高雄的邮包寄到我手中，打开一看，除了当地的几件手工艺品外，还有一本岳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由此可见，老刘还记挂着我们之间的约定呢，睹物思人，愈加激发了我先睹为快的兴致。

这本被《光明日报》评为“年度十大好书”的《陈寅恪与傅斯年》，讲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两位国学大师的成长、留学、为人师以及他们的坎坷磨难，在颠沛流离中，决不放弃学术事业的人生历程，生动展现了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正如封面上所写“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读罢全书，给人以一种无言的凄凉，想起钱学森对现代中国“大师不再”的焦虑与忧思，不觉间已是泪流满面。

陈寅恪是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孙，十二岁便出国求学，直到三十五岁学成回国，具备了阅读十三种文字的阅读能力，其广博精深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比如，他曾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开过两门课：“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与“梵文———金刚经之研究”，还指导季羡林、王力等人的学科，诸如，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等。难怪傅斯年曾对陈哲三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傅斯年生于聊城，祖上是清朝的开国状元傅以渐，“五四”运动时他还是北大的学生领导，在书中，我看到了一个修齐治平、赤胆忠义的传统知识分子。蒋梦麟先生在《忆孟真》一文中，曾把傅斯年比喻为“北大功狗”，这个比喻是很贴切的，“功狗”一词源自西汉，即有功之臣，对北大而言，傅斯年毕业于斯，教授于斯，治学、论政绝不落人之后，是天才型学者和领导者的完美结合。

作者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了极大的理性，用娓娓之笔调，对“三百年来仅此一人”的陈寅恪，对“人间最稀有的一个天才”的傅斯年，对头绪众多的国学人事进行了新的评说。在被打开的一段隐秘历史中，我目睹了两位天才大师的因缘际会和聚合离散，这真可以说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诗。

我在给老刘的回信中写道：虽然“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但所谓“大师不再，风骨犹存”，傅斯年陈列馆的大门永远敞向缅怀大师的人们，古韵新风的水城也时刻迎接着海内外同胞的光临。

【篇三：陈寅恪与傅斯年读后感作文】

岳南，文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注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并着重于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同济大学、中山大学等著名学府人文知识分子学术、精神及人生历程的研究。

接触这本书还是缘于焦老师的推荐，当时只是下载了下来，并没有细看，也不知这本书到底是讲些什么，只以为是一些枯燥冗杂的知识。后问及同学始有所了解。

网上介绍本书叙述了陈寅恪与傅斯年成长、留学以及在动荡岁月中颠沛流离，执着学术事业的艰难历程，生动卓然地展现了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理想信念，是一部反映20世纪上半页知识分子心路历程与事业追求的心灵史诗，读来感人泪下，怅然太息。

今天中午读了一些章节，纵然对本书二位主角不甚了解，但它仍然吸引这我。其一、它不是我想像中的枯燥乏味的，而是略有故事情节的。其二、它讲的是国学知识分子的执着的艰辛历程。有着国学的标签，也使我对它感兴趣。其三、它是讲的`20世纪上半页，那个盛产天才的时代的故事。

带着喜悦与期待，我将进行我迟到的阅读。

【篇四：读《陈寅恪与傅斯年》有感】

近几日，读完了岳南先生所著的《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掩卷长思，感慨颇深，特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从整体上看，此书行文流畅，古典韵味与现代风味兼顾；作者在引用相关文献时贴切自然，毫无生涩之感；文字朴实、厚重而不虚浮；笔力深厚，用笔老到，一看就是具有较深的写作功底和历史人文积累的。如果说此书有什么不足之处，我个人认为，就是有些结论下得过于肯定了些，比如对傅斯年的评价就高了些，从中国近代的整个学术史来看，傅斯年的学术名气较大而学术贡献相对较小，实际上是当不起岳南先生如此评价的。当然，瑕不掩瑜，本书总体上是很有水平的。

下面，我就来具体的谈谈我读过此书之后的感受。

一方面，我要否定一个观点，即陈寅恪最大的遗憾是没有留下一部大部头的著作、这使得其在学问研究上难以与其他的学者相抗衡。对此，我想说的是，大师是不能单纯用是否拥有大部头的著作来衡量的。我们要看到是，像陈寅恪这样的大家，其作品当中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但他的每一篇著作无不具有独创性，“发人未发之覆”，其著作观点之新颖、考证之合理、分析之透彻，使得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其著作的伟大价值，这种价值是一些所谓的大部头著作所远远不能相比的。陈寅恪先生的著作虽然不多，也缺少大部头的著作，但其仅有的几本著作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等都是震惊世界的名著，这些著作都是“发前人未未发之覆”，很多东西在中国学术史上都是首次提出并且令人信服，这些著作字数虽然不多，但其创新性比起某些东拼西凑搞起来的所谓的大部头著作无疑好得多；即使面对一些很出色的大部头著作，从学术价值的角度讲，陈寅恪先生的这几部著作也是丝毫不落下风甚至还略强之的，要知道，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篇好的论文，从某种程度上说，其原创性和学术价值都是要高于某些大部头的著作的。这是从学术原创性和学术价值的角度来说的。从文学创作的领域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你不能因为鲁迅没有写过大部头的小说就否认其是中国近代的头号文学家这个事实；你也不能说写了十几部大部头著作的金庸比写了《红楼梦》一部作品的曹雪芹著作多得多，就说金庸比曹雪芹厉害，实际上，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曹雪芹是到目前为止最伟大的小说家，这是金庸所远远无法相比的。因此，陈寅恪先生虽然没有大部头的著作，但这丝毫无损他是中国近现代最著名史学家这一事实，也丝毫不影响其著作的学术价值，更丝毫不影响他在史学上的地位要高出一大批拥有大部头著作的学者。

另一方面，某些人甚至认为，西方第一流的学者做学问有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像马克思、康德、黑格尔那样能够构建一个完整的哲学系统，自成一家、开山立派之人；第二个层次是如华生、杜威之类的人，这个层次的人，不能像第一层次的人那样，构建一个大的体系、开宗立派，但是他们能够与在自己所研究的学科范围之内创立一个小的系统，这是第二个层次；第三个层次，这类学者的学问很好，知识也很渊博，但他们只是总结前人的经验，自己从来就没有创立过什么系统之类的；第四个层次就是普通学者的层次，他们的知识既不渊博，所做学问也不甚出色。按照这个划分法，他们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孔子、老子才能达到第一个层次，朱熹之类的能够达到第二个层次；到了近代，能够达到第一个层次或者第二个层次的，一个都没有，陈寅恪、钱钟书这样超一流的学问大家只能达到第三个层次，至于其他的学者，只能达到最末的一个层次。

对于此种说法，在我读的书不够多、阅历还不够丰富之时还相信了，因为陈寅恪、钱钟书等确实没有构建过什么大的学术体系，从这点上看，这种说法确实是有道理的。但后来我仔细的一想，这种说法却是有失公允的。

第一点，作者只是单纯的是从哲学或者是心理学的角度分析的，而没有涉及其他学科。从哲学学科的角度分析，这样的划分无可厚非，陈寅恪、钱钟书也许连第三个层次都够不上；但从历史学、汉学（或称中国学）的角度分析，黑格尔、马克思、康德创立的这些体系就基本上没多大用处了，君不见，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的当代中国史学研究，比起陈寅恪等不以唯物史观作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来说，无论是研究成果还是其他方面，都相差甚远，简直不是一个级别的。并且，从文学、史学研究的角度，黑格尔、马克思、康德等人与陈寅恪相比，水平差得就不是一点点了，而是很多。你不能够说，搞哲学研究的就比历史研究的要伟大吧？当然，从影响力来说，搞哲学研究的确实大一些。

第二点，作者只是单纯的用西方的观点来衡量中国的学术研究，他没有考虑到中国的治学传统。马克思、黑格尔、康德等创立了一个巨大的体系，无疑是很伟大的（注意：马克思有很多是被吹捧起来的），但要注意这个体系之中很多东西都不是自己原创的，也就是说，真正自己的东西不是很多的。按照陈寅恪的天才，要是硬是创立出一个像马克思、黑格尔、康德那样的体系，也不是太难的事情，但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显然没有如此必要，即是你的体系、理论再先进，不去拼命的积累史料再仔细加以辨析，不多懂几门语言，也是搞不出什么成果的。要是单纯的从历史、文学领域学问研究的角度讲，那些创立了所谓大体系的人，与陈寅恪相比，水平就实在差得太远。所以，单纯的用西方的那一套来衡量我们的学术研究而不考虑中国的治学传统，是不好的，是有失公允的。

今天，我之所以提到这两个观点并对它们一一的进行辩驳，是为了说明，人要有独立思考的精神，不能够人云亦云，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在某些地方是真理的东西，放到另外一些地方去就不一定了。我们在领会某样东西之时，全面、深刻的辨析它才是正确的，不分情况绝对的肯定或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这也是我读了岳南先生这本书之后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