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优秀读书笔记大全

水浒传优秀读书笔记(一)

梁山好汉替天行道，最终却落的个四分五裂，死的死，走的走，这不免使人为他们鸣不平。在批判宋王朝腐败的同时，许多人也将矛头直指宋江——这个梁山泊的领军人物。

有人认为，梁山好汉之所以会落得如此结果，是宋江一手造成的。作为战无不胜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宋江却断然拒绝了如同李逵说的：“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自觉选择接受朝廷的招安的政治道路，带领“替天行道”的梁山泊义军，去残杀“僭号称王”的方腊义军，在两败俱伤的大屠杀中，遭到惨痛的失败。他们认为，如果当初宋江采纳李逵说的：“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主张，以梁山泊当时的实力，定能推翻宋王朝。而宋江却奴颜婢膝，为了自己的官位，拿兄弟们的生命当赌注，真是个忘恩负义之徒。

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挥霍，视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以此为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及时雨。”，由此可见，宋江乃仁义之仕，决不会为了自己的官位，拿兄弟们的生命当赌注。

然则为何要接受招安?我认为，这是由当时的社会风气所造成的。当时社会宣扬“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江便是这种思想的产物。宋江还是郓城押司的时候，其父便苦劝他不要与梁山草寇来往，好好为官，处人头地以便光宗耀祖，宋江也答应了。如果不是因为阎婆惜命案，他根本不会投奔梁山。他一直称北宋的皇帝为“圣上”，可见在封建观念中的“天子”在他的心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俅到来他亲自下山迎接并在谈判中保护其不被梁山好汉追杀，以致气死林冲。他一直认为走与统治者的合作才是“正道”他鄙视自己和兄弟们“落草为寇”。最终为维护“兄弟们的名声”将苦心经营的水泊梁山交给朝廷，这便是他招安的源头之由，这也预示着起义的不战而败。

不仅是宋江，梁山好汉中的许多人，如卢俊义、关胜、史进、柴进、秦明等人，他们也深受“三纲”思想的影响，他们是支持招安的。所以，选择招安不是宋江个人的决定，是在“三纲”思想影响下的必然选择。所以，将梁山好汉起义的失败归罪于宋江，这是有失公允的。

梁山泊悲剧，并非宋江之过。梁山泊悲剧，这也是社会的悲剧。

水浒传优秀读书笔记(二)

我站在微风吹拂的天台上，了望着战乱纷争，聆听金戈铁马的击撞，嗅识着士卒脖梗上迸出的红腥，触摸着汗水浸湿的甲胄。遥想当年，一百零八位好汉雄踞梁山伯立下一面正义不倒的旗旌;遥想当年，一柄柄沉重的金刀沾抹了多少恶人的鲜血。他们的身影在黑暗中滂沱，在溯流中做中流砥柱，且当乱世出枭雄。

他们出生相差甚远，高至衙门老爷，卑至乡野村夫，有人仪表堂堂，有人鼠目寸光。时局乱世，此时不出何时出。但黑暗的溯流如乌云遮了天空，蒙了人眼，却将他们识为草寇。面对现实，他们挣扎，用忠义之心，尽显英雄本色。

还记得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他的百般刁难与暴力让人不觉心生恐惧，但举手投足间透出一派豪气。那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呼保义宋江，带着微醉的双眼大笔豪书，在浔阳楼题反诗，风雨不时呈现出狰狞的面目，但却震不倒他坚握的笔杆。一个个英雄好汉在我眼前历历在目，生硬的文字塑造了鲜活的人物，流淌着传奇的血脉。

在历史的舞台上，也有极为出色的女性，她们有着更为坚毅的内心，有着更细腻的情怀。有这样一位女性。

有语云：“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所以许多青少年以此为借口，却与精彩失之交臂。这是对“水浒”的误解。水浒的故事意在证明黑暗中有光明，不济之世也有善良。它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各个英雄好汉的真实面目，即便是欠人之短也毫不遮掩，使每个人物都鲜活。在施耐庵的笔下，无不透露出英雄的平常，他们也会邀功清赏，他们也会争鸣施夺。他们没有金钢铁骨，也会热血流泪，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灰分烟灭。但他们心中的承受痛苦与耻辱的能力，他们对情谊的真挚是无法比拟的。肩负正义之旌，头顶万寸黑暗。

水浒传在艺术手法上也有很大的成就，它文笔简练，用各种方式从人物描写中反映时代气息，笔触细腻，从人物性格中显现出他深厚的功底。他经得住历史的考验，经得住流言蜚语的抨击。

有一个时刻，神州大地不似从前光明;有一个时刻，华夏千里草铺横凶。一百零八人足以摇动腐朽而粗壮的根基。但至少这代表着在那个时刻，有光明在支撑着黑暗的天空，使它没有倒塌

水浒传优秀读书笔记(三)

原本对《水浒传》是一点兴趣也没有的。

毕竟我是个女生，自然是喜欢脂香粉气、柔和诗意的《红楼梦》多一些，认为成天打打杀杀的《水浒传》很没劲。

可是，当我翻开扉页时，深沉的文字间萦绕的古老质朴之气已将我彻底征服。一个个粗壮的铁血汉子，他们重情重义，直率坦诚,不拘小节。如果说《红楼梦》是萦绕在耳边的一支琴曲，婉转悠长，余音袅袅，那么《水浒传》就是回荡在脑海里的鼓声，大气磅礴，震人心魄。

并非不爱红楼，只是被梁山好汉的激情所感染，也想大碗喝酒，大口吃肉，摈弃胭脂华服，到烽火弥漫的战场上去厮杀一番。

除了热血澎湃，《水浒传》细腻的笔触也让我印象深刻。古白话是有些生僻难懂的，然而却更有味道，将人物形象勾勒得充实丰满。一百零八位好汉，多数性格鲜明，即使有个别性格类似的英雄，作者也会将他们的不同之处表现出来，让人过目不忘。像鲁智深和李逵，两人虽都是直爽鲁莽的好汉，但鲁智深粗中有细，仗义疏财，李逵直来直往，率真耿直，甚至滥杀无辜。

反面角色的刻画也很不错。而我认为，《水浒传》中最大的反面角色就是宋江。

因为宋江他厚颜无耻、背信弃义、虚伪、狡诈，就是一个红果果(赤裸裸)的卑鄙小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宋江一心想招安，想过安生日子，结果让那么多人给他陪葬!既然他本就不想为寇，上什么梁山?既然他看不清朝廷腐败、大局形势，当什么首领?最后竟怕李逵替他报仇，坏了“忠义”，骗李逵也喝了毒酒!这就是为了名声、面子而不惜杀了兄弟的宋江!一介懦夫!而且每次俘获敌方将领时，他都要“慌忙解开绳子”，怒叱手下，扶起将领，作势要退位让贤。人家脸皮可没他那么厚，自然是受宠若惊、羞愧不已，最终临阵倒戈，助他里应外合，取得胜利。偏偏这招他还屡试不爽，真可恨!现在想到宋江这种行为我还有些咬牙切齿，但不得不佩服作者确实把宋江刻画得很生动，使宋江的伪善嘴脸深入我心。

话又说回来，宋江之所以如此，只因他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长期处于封建阶级统治下的古人，难免如此。而在当时，能打破旧貌的，或许只有战火。

战火是可怕的、无情的，兵马喧嚣中，会有无数条生命失于马蹄之下。乱世中，会有人站在巅峰，临风而立，指点天下，而更多人只是在他脚下，铺就通往顶端的路径。如果可以，我宁愿做一缕战魂，只要在金戈铁马之下，烽火狼烟之中，找到自己就够了。寂寞清冷的月光下，我可以烫一壶酒，唱一曲小调，在回首间，望见那离世孤傲的背影，知道自己付出的意义，便可安然策马而去，在如血的夕阳中，奔赴自己的宿命……

当然,《水浒传》要告诉我的,远不止这些。

水浒传优秀读书笔记(四)

《水浒传》在艺术上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人物形象的塑造能写出复杂的性格内容，人物性格的形成有环境的依据，同时随生活环境的变化而发展。人物形象带有理想色彩，同时又深深地扎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水浒传》不单以情节的生动紧张取胜，还有较丰富真实的细节描写。小说在民间口语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通俗、简练、生动、富于表现力的文学语言。与内容相适应，前70回连环套式的艺术结构也独具特色。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对于这些英雄人物，予以充分的肯定和热情的讴歌，歌颂了这些人物的反抗精神、正义行动，也歌颂了他们超群的武艺和高尚的品格。一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如李逵、三阮、武松、石秀等，对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感受最深，因此当他们一旦造反后，他们的反抗性也最强，什么统治阶级的法度条例，对他们毫无约束，象李逵连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为了起义的正义事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作者对这些英雄人物的赞扬，完全是出自内心的热爱。作品歌颂这样一批被统治阶级视为所谓“杀人放火”的强盗、朝廷的叛逆，一些所谓“不赦”的罪人，把他们写得如此光辉动人，可敬可爱，这显示了作者的胆识和正义感情。与此相反，作者对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则将他们写得丑恶不堪，和梁山英雄形成鲜明的对比。从而启发人们去爱什么人，恨什么人。金圣叹评论《水浒传》“无美不归绿林，无恶不归朝廷。”不管金圣叹主观动机如何，这句话却确实说明了施耐庵的思想倾向和《水浒传》的深刻社会意义。

中国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中国的农民富有武装斗争的传统和经验，但用文学形式来歌颂农民战争，并且真实生动地作全面的艺术再现的，只有《水浒传》。《水浒传》在记叙歌颂起义军的武装斗争时，还比较重视战争经验的总结，起义军战胜敌人，不仅凭勇敢，还靠智慧。《水浒传》中这方面的事例很多， “三打祝家庄”是一个较为突出的例子，毛泽东曾经赞扬“三打祝家庄”是合乎辩证法的最好的事例。梁山起义军在这次战役中能够重视调查研究，对敌分化瓦解，并采取打入内部里应外合的办法，终于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水浒传》中有关战争的描写，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清代刘銮的《五石瓠》里说：明末农民起义军的张献忠“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

《水浒传》中所描写的起义军的政治主张，虽然说得不十分明确，却可以看到他们有着“八方共域，异姓一家”，不管什么出身“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的理想。联系到他们“杀富济贫”的行动，表现了人民反对封建经济的贫富悬殊和政治上的等级贵贱之分，反对封建社会的阶级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宣战，反映了广大受压迫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中用以组织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思想基础是“忠义”。这里所说的义，它在某种程度上注入了被压迫阶级的思想感情和道德观念，这一点，有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有所觉察的。明人郎瑛就说过：“逆料当时非礼之礼，非义之义，江必有之。”这实际上是说《水浒传》所说的义不完全同于历来统治阶级所说的义。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下层人民也常讲义，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免受暴力的欺凌，自然产生一种团结御侮的愿望，这种愿望，在为生活所迫、流落他乡异地的一些游民身上，反映得尤为强烈，他们最讲朋友之间的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进而至于“济困扶危”、“杀富济贫”，都是“义”的表现。因此，《水浒传》中所写的义，在特定的环境中，具有反封建反压迫的性质，而不同于儒家的纲常伦理中的“义”。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所以《水浒传》里的“义”，还不能取代旧的伦常观念的地位和作用。《水浒传》里的“忠”，有忠于梁山事业的内容，但它又有忠君思想，在许多场合里，“忠孝”这种封建伦理大节被放在首位，而把“义”置于次要地位，这就是江湖义气没有突破封建道德的表现，梁山泊一些斗争性最强、革命最坚决的人物，最终也不免在讲义气的情况下跟着宋江接受招安，义气服从了忠君，就是《水浒传》所写的“义”本身存在严重缺陷的证明。

《水浒传》作者歌颂梁山义军，却又反对方腊起义，实际说明他同情、歌颂的是一种不彻底的农民起义，也就是不去推翻封建王朝的起义，不“僭号称王”的起义。所以，《水浒传》中出现了“替天行道”的口号。“替天行道”固然有其反抗的意义，但是由于遵奉天命，这就不能突破君主观念，因为在封建社会里，正是统治阶级借天命来欺骗人民，所谓“奉天承运”，“天命所归”，历来帝王正是借天命来统治万民的。《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意义，说的是朝廷无道时，由这些好汉来“替天行道”，而朝廷昏暗的原因，则是“□臣蒙蔽了圣聪”，因而他们造反便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所以最终又不得不归服天子脚下，而“替天行道”的大旗，也终于换成“顺天”、“保国”了。这也是《水浒》英雄们最终走上悲剧结局的原因之一。

在《水浒传》的描写中，可以看出作为梁山泊领袖的宋江，他的思想和行动，关系着整个梁山事业的兴衰和存亡。宋江出身于小地主家庭，“自幼曾攻经史”，养成“忠孝”观念，后来在县里作了押司，“刀笔精通，吏道纯熟”，对于衙门里公事和官府的应酬，十分熟悉。他虽为官府中人，却又喜欢结交江湖上好汉，对下层人民也富有同情心，“济人贫苦，□人之急，扶人之困”，在江湖上享有“及时雨”的美名。这样的一种特殊经历，形成了他思想性格的两面性，一方面他要作个忠臣孝子;另一方面，在同江湖人士的接触中，使他较多地了解下层人民的苦难和愿望，又成为仗义扶危、同情劳动人民对官府的反抗行为的人物。总之，宋江在上梁山之前，他对人民的造反，只是抱着同情态度，或在某种情况下在行动上作一点有限的支持。从他思想上说，他是不愿投身到造反行列里去，他后来上梁山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他是一个广有谋略的人物，决不甘心长久屈居下僚，他原本希望靠着他的才能将来能够“为国立功”，作出一番事业来。“博得个封妻荫子”，以图日后“名垂青史”。而当时朝政黑暗，□臣当道，一些才能之士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恰在这时宋江又犯了杀人罪，流配到江州，又因醉后题了反诗，被江州知府拿住，问成死罪，靠了梁山好汉的搭救，才得保全性命，只有这时，宋江才上了梁山。

宋江有组织才能，善于团结人，再加上他在江湖上的声誉，前后有大批好汉随他上山，壮大了山寨力量，给山寨事业带来了一番兴旺发达的气象。梁山起义军在他的领导和指挥之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给予一些贪官污吏以严重的打击和惩罚，并且震动了朝廷，这些胜利都是和宋江的功劳分不开的。但由于他忠孝观念根深柢固，虽造了反而这种观念并未改变，这就伏下了他日后接受招安的契机。他上了梁山后口口声声说皇帝是“至圣至明”，只是“□臣当道，谗佞专权。”他反复申言：“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因此他是“权借水泊栖身”，“专等朝廷招安”。他在与官军对阵中，总是想到如何为日后的招安预留地步。这样，梁山起义军的力量越强大，梁山的事业越兴旺，也就越为宋江的受招安积累资本。他终于在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打得朝廷军队大败亏输之后，光荣体面地受了招安，而把梁山起义事业断送。宋江投降之后，又奉朝廷之命去镇压方腊起义军，正如鲁迅说的：“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这是对《水浒》的最尖锐的批评，也揭示了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

《水浒传》全书可分前后两大部分，前半写各路英雄纷纷上梁山大聚义，打官军，受招安。后半有五个部分组成，即征辽、平田虎、平王庆、平方腊及结局。其中田虎、王庆两部分是后来加的，今所见较早的百回本，征辽之后紧接平方腊。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征辽也可能是插增的，因为第一，征辽的事不同于受招安和平方腊，历史上无迹可寻。其次，和平田虎、王庆一样，征辽中梁山一百单八人无一死亡。这个看法尚有争论。从思想内容来说，《水浒传》前半是写人民反官府，是反映阶级矛盾的，后半则是写忠臣反□臣，是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的忠□矛盾。作者写了宋江的受招安，固然是表现出严重的思想局限，但也反映了民族爱国思想，鲁迅说：“其中招安之说，乃是宋末到元初的思想，因为当时社会扰乱，官兵压制平民，民之和平者忍受之，不和平者便分离而为盗……但一到外寇进来，官兵又不能抵抗的时候，人民因为仇视外族，便想用较胜于官兵的盗来抵抗他。”这话是有根据的，水浒故事流传的时间正是民族矛盾尖锐的时代，《水浒传》的后半部分写宋江等人受招安，和这一背景不无关系。而征辽部分的出现，则是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至于忠臣反臣，也是和这一思想有关的。在小说结尾写“史官有唐律二首哀挽”宋江等梁山人物，其中说：“不须出处求真迹，却喜忠良作话头。”《水浒传》的作者是把宋江作为忠臣来描写的。第85回辽国欧阳侍郎招降宋江，吴用向宋江献策：要富贵，投降辽国;要忠义，报效宋朝。宋江说：“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这里的“尽忠报国”实际上就是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立场。宋江投降之后，“水浒”英雄始终受□臣排挤、打击和陷害，最后宋江等被□臣害死。这样的悲剧结局，对于揭露统治者的罪恶，和作者对受招安者的鉴戒来说，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总之，《水浒传》通过艺术形象表现的“官逼民反”的现象，深刻地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本质，它所表现的梁山泊英雄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有力地冲击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文学史上是罕见的。它描写的梁山义军受招安后尽管讲忠义，打外敌，平内乱，还是不见容于当权执政者，还是落得悲惨的结局，也深刻地传达了一种历史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