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世界经济学原理
经济学原理是反映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经济学科学规律，由经济学概念、范畴与范畴体系组成。今天本站小编整理了世界经济学原理的一些文章，希望对你有帮助。
经济学这个词源于希腊语，意为“管理一个家的人”
在一个家庭面临许多决策时，它必需决定哪些家庭成员去做什么，以及回报每个家庭成员得到什么，谁做饭?谁洗衣服?而谁能在晚餐时多得一个甜筒?简而言之，家庭必须考虑每个成员的能力，努力和愿望，在各个成员中配置稀缺资源。
同样，一个社会也面临许多厥词，社会必须要一个人种粮，做衣……一旦社会分配人们去做各种工作，也该分配他们生产的物品与劳动量。
由于资源稀缺，社会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稀缺性(scarcity)是指社会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一个社会也不能给每个人他们向往的最高水平生活。
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社会如何管理字节的稀缺资源。多数中，资源是由成千上万家庭和企业共同行为来配置的。
因此，经济学家研究人们如何去做出决策，他们工作多少，购买什么，储蓄多少，以及如何将这些储蓄用于投资。经济学家还研究人们互相交易。例如，经济学家探讨一种物众多的买着与卖者如何共同决定这种物品的销售价格与销售量。最后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分析影响整个经济的力量和趋势，包括平均收入的增长，找不到工作的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以及价格上升的速度。
而以上这只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一种方面。
个人做出决策的四个原理：
1.1.1原理一：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为了得到我们喜爱的一样东西，通常不得不放弃另一件我们喜爱的东西。做出决策要我们在一个目标和另一个目标之间取舍。
社会棉铃的另一种权衡取舍是在效率和平等之间的。
效率(efficiency)是指实惠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最多的东西。平等(equity)是指将这些资源的成功公平的分配给社会成员，换句话说，效率指经济蛋糕的大小，而平等是指如何分配这块蛋糕。在设计政府政策时，这两个目标往往是不一致的。比如现在我们共同富裕这个目的在于实现更平等的分配经济福利政策。某些此类证词如福利制度或失业保障，是要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社会成员。而现在我国GDP数据如此好看就是块大蛋糕，而社会在于权衡取舍的天枰上就倾向于了效率，而稍稍忽视了平等。
另一方面，另一政策，如个人所得税，是要求经济上成功人士对政府给予比其他人更多的支持。虽然这些证词对于实现更大的平等有好处，但它一降低效率为代价。当政府把富人的收入再分配给需要的人时候，就减少了他们对于辛勤工作的奖励;结果，人们的工作少了，生产的物品与劳务也少了。
换句话说，当政府要把经济蛋糕切得更均等的小块时，这块蛋糕的本身也就变小了。
或许，我单纯的认为，我们的社会将这两种政策换个位置，相同的权衡取舍，也许能取到更好的效果?去另一个角度增加蛋糕的大小，而我们不应该由于帮助了穷人扭曲了工作激励而忽视那些成功的人。
所以说，认识到生活中的取舍是重要的，因为人们只有在了解了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才能做出良好的决策。
世界经济学原理篇二曼昆的《微观经济学分册》告诉我们，由于对于市场产品价格的话语权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垄断企业的产品价格要高于其边际收益，产生了超额垄断利润，这种利润是以抑制有效需求，减少社会福利、产生无谓损失为代价的，是一种市场不合意的行为。因此，一个讲公平负责任的政府应对于市场垄断进行必要的干预，维护公众利益，增进民众福祉。针对国内垄断行业目前存在的权责不清、企政不分、管理成本过高、名义亏损个人流油、价格听证走过场等种种怪象，笔者认为政府至少应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有所作为：
一、建立明晰的现代权属关系。针对国内的供水、供电、供气、固话、铁路、航空、石化等垄断行业，由于其一次性建成成本巨大，技术门槛和综合协调要求很高，历史上已形成了国家自然垄断。这些行业机构人员冗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运行效率低下成为制约行业发展的一大通病，不从体制权属改革促进市场竞争的根本上入手无法治疗历史顽疾。有效的做法是，将这些行业的固定产权和经营权进行剥离，管线、设备、铁轨、采油井等固定产权归国家独有，经营权全面向社会挂牌出让，扩大民间财富投资途径，允许民营资本进入水电气、电信、石油开采、铁路运营等行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在经营权同产权剥离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分工，促进市场调节功能的完善，将经营权中的生产权和销售权进一步剥离，两权均交由社会化资本去公开运作。同时，制定国家紧急状态物权征用法，在遭遇战争、重大天灾等突发状况下保留国家紧急征用和托管公共资源和战略物资的权力，以保护国家重大利益和生存安全。
自然垄断行业权属关系的剥离，虽可以较大节约管理成本，更大地发挥市场调节机制，但缺点是由于产权归国家所有，企业往往没有科技发展、升级换代的更新动力，而政府也不会主动去升级设备和更新管网设施等。导致的结果是，由于设备老化，系统可靠性和运营效率降低。为解决这一矛盾，按权属关系，应由各级政府编制相关行业的设施设备更新、升级和发展规划，报送国家审批或备案，设备更新和设施建设严格按批准的规划实施，以上规划内容的调整和修编须立法加以规范。同时，按属地化管理原则，由当地政府成立专门机构或单位负责国有固定资产的全天候日常维(养)护管理。
对于金融、电信(固话除外)等其他非自然垄断行业，进一步扩大政府特许经营范围，允许社会资本兴办私人金融、私人电信业务，逐步破除垄断现象，最终完全实现市场化竞争，对于国有和私有企业在政策上实行同等国民待遇。
二、建立严格的激励、问责和考评机制。作为一名现代自由经济的鼓吹手，曼昆指出政府运营垄断行业的水平低下和无效率，虽然也强调了政府管制的必要性，但其偏重于依靠市场机制解决的意图明显。由此较易得出“国次民优”的一般结论，笔者认为，其易产生一定的误导性。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垄断效率低下除了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机制外，另一关键是没有建立责权明晰的激励、问责和考评机制。
民营之所以效率较高，重要的原因是其责权明晰，管理者的责任是为董事会创造利润，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管理者的任免和收入，责权模式简单而有效。国营之所以效率低下，是因企业责权不明晰，导致没有严格科学的激励和问责机制。首先是没有一个很好的人才选拔制度，在现有的注重裙带和资历的官僚体系下，管理人才很难脱颖而出;其次是管理者只需向上级领导负责，而不需向国家负责。国内人治的特点，企业经营的好坏并不影响管理者的职务和待遇，而在于是否上层领导满意;三是政企职责不分。管理者在决策中需频繁向上请示，政府干扰企业经营现象严重，往往错失市场良机。四是党企职责不分。党务干扰国营企业正常经营情况成为常态，管理者经营手脚很难施展。
针对垄断国企责权弊端，可采取以下措施应对：(一)建立国企用人失察责任追究制度。科学制定管理者选拔标准，用人面向社会，体现公平、公正和公开，对于用人不当，造成国企损失的，从严追究上级用人主管部门领导的责任。(二)制定更加统一的合理科学的量化考评制度。由国务院制定垄断国企的业绩考评纲要，国家各行业部委依纲要和行业特点制定行业考评细则，量化到具体操作，考评业绩同企业管理者任免和待遇直接挂钩，任何垄断企业和地方部门不得随意放宽考评标准。(三)实施异地考评制度。由国务院专门机构牵头，跨区域甚至独立第三方进行业绩考评。尽管可能会增加一定的行政成本，但可有效杜绝地方利益共生的不良考评现象;(四)规范对企业管理者的日常监管。在赋予企业管理者人、财和物管理权的同时，政府委派精通业务的技术干部负责对于企业管理者行为的日常监督，派驻人员参照公务员实施管理，其收入由财政负担而和企业脱钩，同时，对于企业管理者和监督人员实施个人和家庭财产公示和审计制度。
针对社会资本进入传统垄断行业的民营企业，政府需要加强合同管理，实施日常行为监管，坚决维护公众利益。(一)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由国务院牵头，各行业部门制定企业经营行为准则、合同规范和监督规则，出台细化到数量的考评标准，任何垄断企业和地方部门不得随意放宽标准;(二)实施每半年度监评制度，重点对企业是否损害公众利益行为进行监测和评估，监评结果直接与企业特许经营权和奖罚相挂钩，监评结果向社会定期公开;(三)对于政府监评人员实施严格的个人和家庭财产公示和审计制度。
三、构建科学的垄断价格管制体系。(一)建立精干、高效、快速、客观的垄断行业价格测算机构。由国务院成立这一机构，直属国务院高层管理，成员由精干的物价、统计、财会、审计等专业人员组成，分设数据采集、数据分析和数据核算三个部门，采集部下设各片区的价格调研队，调研队实施垂直直属，由国库直接拨款运作。分赴各地的调研队第一手现场搜集当地垄断行业的成本数据，这些数据不经地方政府和部门直接汇总至国务院采集部门，交由分析部门进行分析和评估，初步确定各地价格成本，然后初步成本送核算部进行核验，最终确定各地成本，同时，对于信息的详实程度实施严格的责任追究。(二)建立将各地成本核算数据信息定期向社会公开披露制度。由国务院专门机构直接确定的成本每月度向社会进行公示，信息实施阳光操作，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发现问题，及时调查和更正。(三)本着公平、高效、规范、透明的原则，立法制定垄断行业的价格确定、浮动和调节政策，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完善现有的地方价格听证程序，在法律上保障群众的价格话语权。(四)对于金融、电信(非固化)等非自然垄断行业的价格成本核算，在维护公众利益的前提下，允许企业在法定的范围内有一定的微利空间，以进一步吸纳社会资金，促进行业的竞争发展。(五)《微观经济学分册》表明，自然垄断行业由于边际成本曲线在平均成本曲线的下行，合意的价格均衡点将导致企业的负利润。因此，为维持自然垄断企业的正常生存，国家可以考虑将非自然垄断行业的超额税收用于自然垄断零利润状态的财政补贴。另一种解决途径是，自然垄断行业的定价水平向非自然垄断行业看齐，保持价格水平的微利状态，微利部分的超额税收用于中低收入困难家庭的财政补贴。(注：经济学中的利润是指考虑机会成本影响的利润，而非财务专业所指的利润)
综上所述，国内垄断行业的破冰之旅是一场涉及面广、层次较深的系统改革，以上的权属、权责和定价等重要改革内容之间是互相关联，盘根错节，改革的难度颇为艰巨，需要的是管理层的魄力和智慧。尽管如此，笔者认为，只要我们的管理层心中真正放着民众福祉，真正抱有塑造一个民富国强的大国理念，垄断行业的改革进程是虽任重而道不远。问题是，在现有的上层建筑框架内，我们做好准备了吗?
世界经济学原理篇三关于经济增长率的重要性，苏联之外另一个例子是东欧。《经济学：原理与政策》第9章第2节引用1999年至20xx年的三篇报道，作了一个专栏“在‘休克疗法’之后波兰的经济稳步增长”。里面说：
“波兰用了十年的时间与一个长期以来生产能力低下、守旧，且管理不当的经济抗衡，这种经济一直试图从火柴和食盐等物品的短缺中走出来。波兰向西方寻求建立货币、预算、贸易以及合法政体等方面的帮助。波兰是唯一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转型经济：实际GDP在1999年比1989年增长了28%，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5%(按：原文如此)。经济的自由化使成千上万的企业家得以不受限制地以任何可行的价格水平出售商品。如今，全国超过65%的GDP都来自私营部门(1989年仅为16%)，而波兰超过半数的工人都为私营企业所雇用。”
我不禁要哑然失笑。为什么只举波兰作例子，不提俄罗斯、乌克兰、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等?东欧和原苏联转向资本主义的国家共有25个，正如引文所言，其中波兰是唯一经历了“快速增长”的。其实，波兰是这25国中唯一一个1997年实际GDP超过1989年水平的!以1989年为100，1998年产出最高的是波兰，119;最低的是格鲁吉亚，34.3;中间的有捷克(95.8)、俄罗斯(52.0)、阿尔巴尼亚(79.1)等(毛增余《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从“华盛顿共识”到“后华盛顿共识”再到“北京共识”》表4-1，资料来自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如果举波兰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丢资本主义的面子，所以鲍莫尔、布林德很策略地举了波兰，而对其它24个国家一字不提。这种选择性报道，是需要一点曲学阿世的精神的，--正像毛主席说的，人总是需要一点精神的呀!由此可见，虽然这两位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立场比曼昆温和一些，但还是很坚定的。
波兰的经济增长率，在1995-1998年分别是7.0%、6.1%、6.9%和6.5%。光看这些数据，会觉得波兰确实发展得不错。然而 1990年和1991年是-11.6%和-7.0%，因此波兰的“快速增长”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恢复性的，像中国在“三年自然灾害”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一样。现在中国说高增长不好、尤其是以此为理由怀念毛泽东时期的人，如果穿越到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中国或者休克疗法中的苏联东欧，不知会怎么说?
另一个例子是亚洲四小虎：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1990年代初四小虎发展得比中国快：1990年四国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是 11.6%、9%、7.2%、3%(菲律宾确实是四小虎中最差的)，而中国只有3.8%(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亲戚当时是很羡慕四小虎的，认为中国没前途。那时苏联东欧的“民主运动”正在如火如荼之中，中国共产党如果不采取主动行动，恐怕用不了多久也要完蛋。形势严峻，以至于邓小平南巡的时候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
“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
邓小平这是坦率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建立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不但不增长不行，增长慢不行，而且增长得不如最快的快都不行。“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点大概许多人都能想到，但以这么直白的语言讲出来(南巡讲话里像这样露底的话还有不少，例如“不争论”、“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就是小平同志的独特之处了。
南巡之后，中国经济骤热，增长率从1992年起就超过了四小虎，连续5年达到双位数，然后朱鎔基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不过1992-1996 年四小虎的增长率也不低，不时达到8%以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一来，四小虎趴窝了，1998年增长率暴跌到-10.5%、-7.4%、- 13.1%、-0.6%。与此同时，中国猛吆喝人民币不贬值挣足了面子，“保八”保在了7.8%。世界人民这才第一次发现，原来中国在经济上也是个“负责任的大国”。
现在四小虎又起来了，--搭中国的车。我的一位同事的夫人，就在菲律宾参加中国国家电网的工程。陈经兄在《“全球竞争力报告”的全面解析》中曾经指出，在世界经济论坛(WEF)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技术指标有一半来自“信息与通信技术次指数”，而滑稽的是：“这个指数算得全是人均数据，百万人口‘手机、电脑、上网、电话’各分项数据加加总，还有什么政府上网办公指标。这相当于中国幸幸苦苦搞通信产业有成果了，从摩洛哥纳米比亚等国换原油，便宜卖给他们手机电脑上网等电信设施，让它们十分之一的人用上了手机电话等通信产品，于是中国的‘信息与通信技术’得分反而还不如这些买产品用的国家了!”所以我们可以期望菲律宾的“全球竞争力”排名将大幅度上升。说不定还会超过中国，又为唱衰派、民运人士提供了弹药。至于前面提到的那位朋友的亲戚嘛，他再也不说四小虎比中国好了。
日本的经济史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众所周知，二战后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根据CIA的介绍，日本在1960年代的平均增长率是10%，1970年代是5%，1980年代是4%。1968年，日本超过西德，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第二大国。我上中小学的时候，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峰。 1985年日本跃居世界最大债权国，同年美国沦为世界最大债务国。1987年，日本人均GNP超过美国，在主要发达国家中名列第一。1988年，日本汇率 GDP达到西德、英国和法国三国之和，超过苏联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当时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界人民大概都把日本人看成了神仙，觉得他们干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日本人也开始对美国说“不”，仿佛洗雪战败的耻辱就在眼前了。美国人又想起了珍珠港，爱国热情被激发了出来，用精英的语言说，就是美国人在搞“狭隘民族主义”，缺乏“大国心态”。《经济学：原理与政策》全书的最后一幅漫画是转引自1992年的《纽约客》的，一个人对另两人说：“但我们并不只是讨论关于购买汽车的问题，--我们正在讨论的是如何面对这个国家对日本的贸易逆差问题。”
1990年何新在与日本经济学教授S先生谈话时提到，在西方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如果中国的人均GNP达到日本的一半，甚至1/4，你们就会感到压力沉重，就会担心失去对亚太经济的主导权。” 根据IMF的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当时日本的汇率GDP是3.031万亿美元，将近中国0.388万亿美元的8倍，人均更是中国的72倍!现在中国的人口是日本的十倍，人均GDP达到日本的1/4意味着总额超过日本的两倍。在1990年看来，这话简直跟白日做梦一样。其实当时中日的差距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1990年日本的PPP GDP只是中国的1.44倍。考虑到这是在中国PPP GDP缩水40%前的数据，或许应该是2.40倍。不过大多数人并不知道PPP，只记得一个日本人的产出抵得上近百个中国人。
可是世界变得真快。19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日本就此陷入长期萧条，整个十年平均增长率只有1.7%。现在日本汇率GDP占美国的比例又跌回一半以下，也没有人再吹“日本第一”了。考虑到40%的修正，20xx年中国的PPP GDP超过了日本：中日PPP GDP分别是5.933和3.383万亿美元，中国乘以60%后得到3.560万亿美元。有趣的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注意此事，而且中国崩溃论还是非常流行的，我20xx年刚到美国在书店注意到的第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就是章家敦的《中国即将崩溃》。此书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 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xx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真是人生如梦啊!
20xx年中国和日本的PPP GDP分别是7.043和4.417万亿美元，中国人均GDP仍然没有达到日本的1/4。即便如此，日本的思潮也已经在转向。著名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以前是很反华的，20xx年曾断言：“‘一国两制’在5年后将彻底失败;联合国若不承认台湾，只能反映出联合国的不合时宜，而失去这个国际组织的成立意义。” 20xx年他却“觉悟”了，提出了如下的对日本将来的定位：
“照此发展下去，20xx年以后，日本的GDP可能将是中国的10%左右。回顾过去20xx年的历史，日本国力的规模大概也就是中国的10%的程度，有所不同的只是明治维新以后的140年时间。也就是说，从历史角度而言，日本回到了正确的‘相对关系’上，因此绝无悲观的必要。所谓‘10%国家’，正如美国与加拿大、德国和瑞士、以及德国和丹麦那样的关系。加拿大、瑞士和丹麦并没有任何低三下四的感觉，而是带着自豪感与比邻大国相处，并利用相邻的大国。日本也必须以建立与中国的这种关系为前提，制订今后的国家战略。此外，企业也要努力活动，以求得在这一巨大市场的活跃地位，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考察整个世界，日本的生存之路别无它途。在这一世界上，日本没有必要宣扬‘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虚名。不要再有无谓的受害者意识，陷入狭窄的国际视野，而是要建立客观的世界观，制订能够利用这一世界来实现繁荣的战略，这正是今天的日本所需要的。”
对此我只能说：日本人民还真是从善如流啊!中日解开历史心结，“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原来我觉得是不可能的，现在却觉得有可能了：日本像这样认输之后就行了，只有历史的胜利者才能宽宏大量、不为已甚。元朝和清朝时民族压迫都非常严重，而汉族现在却笑着对蒙古族和满族说：“我们是兄弟。”
让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下中国汇率GDP何时超越日本。20xx年中日汇率GDP分别是5.103和3.249万亿美元，日本是中国的1.57倍。日本经济多年不振，20xx年增长1.9%，刚好是中国的零头。假定中日实际增长率之差保持在10%，如果不考虑通胀和汇率变动因素，那么中国赶上日本需要 5年。不过日本的通胀远低于中国，汇率又高于PPP水平，日元长期而言有贬值的趋势，这两点都有利于缩短赶超时间。更有意思的是20xx年中国会进行第二次经济普查，可望又搜出十几个百分点来。把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我觉得20xx年是一个中庸的估计。但是普查结果的公布时间是20xx年，也就是说，只有在赶超发生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张爱玲说：“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不过，作为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国等得起。
增长率的起伏也会显著地影响我们对美国的看法。1997年后中国经济陷入低谷，在7-8%之间苦苦支撑。与此同时，美国在发达国家中一支独秀，互联网革命带动经济以4-5%的高速发展，许多人欢呼“新经济”打破了传统的经济规律。中国只比美国快平均3个多百分点。1999年刚好是中国最慢(7.1%，第一次经济普查后修正为7.6%)而美国最快(4.5%)的一年，差距小到只有2.6%(在当时看来)。按照“70法则”，3%的增长率差别意味着20xx年比例才能翻一番。而在当时看来连这样慢的速度都不见得能保持，难怪唱衰的声音甚嚣尘上，许多人觉得120xx年都赶不上美国了，许宪春“美国增长一个百分点相当于我们增长9个百分点”这样荒谬的论证方式都有人相信。所以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对于中美经济比较是很没兴趣的。滑稽的是，后来我的兴趣被提起来，还是因为美国房东多次告诉我，在美国媒体上对中国的报道越来越多。《纽约时报》几乎是天天都有，例如Nicholas D. Kristof先生充满历史忧患意识的《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这时我才注意到，小布什上台后新经济神话破灭，美国经济回到了0-4%的增长水平;同时中国经济迅猛提速，增长率差别再次拉大到7%以上，甚至直冲10%而去。赶超的预期时间一下子缩短了三倍，中国和世界的舆论沸腾了起来。房东的女儿曾带来一位和她差不多同龄的玻利维亚女性朋友，她在喝了点酒后说：“I would like to see that China takes over the US, to show off!”我才忽然发现，天下发展中国家人民是一家啊!民气可用，民气可用!希望当这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南美人民真能配合我们，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
经济增长率还会影响我们向世界学习时的心态。如果近几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仍然在7-8%之间徘徊，那么想必会有很多精英建议我们向俄罗斯学习：人家自从1998年金融危机以来保持了年均7%的增长率，而且还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哪(《中国经济为什么被俄罗斯迅速超越?》)!如果中国真的再次 “以俄为师”，那可就不得了了，也要迅速私有化、搞“休克疗法”，--不知精英们是作好了自己休克的准备，还是作好了趁别人休克的时候抢劫的准备。可是现在民运人士在推销激进改革方面，就处于很尴尬的失语状态。让增长10%的去向7%的学?虽然精英们脸皮很厚，但是毕竟中国人不是那么容易忽悠了。俄国人的生活水平比中国人高?你才知道啊，苏联时期高得更多呢!
还有造势高手印度，在经济实绩和中国相去甚远的情况下都能吸引到和中国差不多多的眼球。1980年代中国人经常反思，自我批评说不要老是纵比，不要一横比就比增长率、非要比绝对值就和印度比，应该多和发达国家比绝对值。印度人民的心态却好得惊人：既喜欢纵比，也喜欢和中国比增长率，如果增长率比不过就比增长率的增长率(我想大多数印度人应该没学过微积分，不过这并不能阻止他们无师自通领悟求导的道理)，如果还比不过就比世界经济论坛的竞争力排名、吸引到的眼球数量等等。总之，“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肯定是最好的。评论家们为了“客观公正”，还总要政治正确地说：“中印两国应该互相学习。”对于一些更加注重政治正确的人来说，印度的9%是民主的胜利，中国的11%是专制的罪恶。我完全相信他们是真诚的，绝对没有搞双重标准，--因为他们只有反共这一重标准。真要是印度增长率超过中国了，解放军还不立马倒戈啊?可是现在中国人民在骂政府之余，从来没有把印度作为光辉榜样，反而经常对印度冷嘲热讽的，几位著名的哈印人士为广大群众带来了许多欢乐。老实说这样也不厚道，中国和印度都是历史悠久的泱泱大国，要和谐，要和谐。
以前见过这样一个说法：当代的中国人在一生之中生活水平提高了上百倍。我当时以为是比喻，后来才发现可能是事实。2的七次方是128，人均GDP翻七番就达到了一百倍。改革开放前1952-1978年GDP平均增长率是6.0%(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表3.1)。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xx》中1952年的GDP和人均GDP推算出1952年的人口是5.71亿。又根据《中国统计年鉴 20xx》中从1978年开始的人口数据1978年是9.63亿，比1952年增加了68.6%，年均增长2.0%。由此可见1952-1978年人均GDP平均增长率是4.0%，按照这样的速度，翻一番需要20xx年。改革开放后，1978-20xx年中国GDP年均增长9.7%。20xx年人口13.21亿，比1978年增加37.2%，人口年均增长1.1%。人均GDP年均增长8.6%，翻一番只需8年，大大快于毛泽东时代。如果继续保持这个速度，那么对于一个出生于1962年的人来说，改革前翻一番20xx年，加上改革后翻六番48年，总共66年，确实是人的一生!
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们立刻会问了：怎么能简单外推呢，这样的发展速度可持续吗?
对此，我以前的回答是明确的：不可持续。原因就是我在1999年12月31日写的：“中国的速度高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是起点低，另一个是以前的体制太差，体制改革即可释放生产力。但是以后这两点因素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象改革之初那种高速度难以再出现了。”当时我不懂什么经济学，这些其实都是听汪丁丁这样的学者们说的。当然这两点完全符合常识，象我这样的精英型愤青(尤其是象萨哈罗夫一样没学过经济学的)，没有理由不信啊。当时看朱鎔基搞得简直是遍地干柴烈火，会不会内战还不好说呢，只顾琢磨政治转型了，哪还有心情注意经济?
谁知干柴烈火一直没着起来，中国经济反而象火车一样提速了。似乎还是辆洒水车，把干柴都浇湿了。现在我相信：不是我疯了，而是半吊子的经济学家们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