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写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
关于写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1
真的没有想到，作者1996年写的著作，我竟然在10年以后才读到它。这真让人有一种难以述说的感受。一是难堪，在今天我认为是一本好书，然而，这样一本好书，我却在10年后才读到它；二是激动，在现今这个金钱与权力决定一切的社会里，很难发现这样的好书了。学者们的良心与责任都被市场经济泯灭了。三是感叹自己的学习能力太差。自己读的是体育人文社会学，本来就应该博览群书，可悲的是，现在的我才找到了那么一点学习的感觉，那么一点读书的冲动，可能是自己成熟的太晚吧！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四是感叹作者的文采与犀利的目光；也感叹作者的学术道德与学术良知。的确，在这样的年代，多数学者都在为时代歌功颂德，许多读书人也在一片歌舞升平的现象中找不着北，鲜有发自内心的、异于常人，而又能拨云见日、一针见血地指明事实真相的好文章。今天，我能读到这样的文章，是我的大幸。一直以来，都还认为自己的知识还行，自己对社会的理解还比较深刻，在作者发自肺腑的文字面前，我哑然失色，顿感汗颜，虽然是六月天，仍然真实的感觉到脊梁上的冰凉和内心的惶恐不安。
书读的越多，越是觉得自己的无知，越是觉得自己浅薄，越是对教科书中的东西觉得可疑。早些年从教科书中得到的自豪感，越来越禁不起时间的考验。我不禁反思：是教科书欺骗了我，愚弄了我，还是自己真的在成长，在用自己的脑袋分析社会，看待事物，辨别是非与真善美丑？我想，教科书应该不会骗我们这些学子，因为这是全国统一发行的，它应该不会错，否则，如果有错的话，早就有人举报了。但仔细一想，没有错，就代表一定正确吗？就一定经得起推敲吗？教科书没有错，因为它给学子的是一个标准的答案，不论这个答案正确与否，它都能在全国范围内统一传播，这样，即使一个错误的结论，经过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它也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人会去怀疑它。既然没有人怀疑，那它就是正确的。但是，时代的进步就是这样的，总有那么几个人，能洞悉我们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其言论让我们觉得事情或许还需要研究，而不是毫不怀疑的予以接受。这样的人，肯定是大智者，而这样的人，又实在是很少。
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出来的人，多半不会思考，缺乏怀疑精神。很庆幸自己能读到一些大智者的著作，他们让我清醒，促我反思。我个人认为，教科书与大智者的著作之间的区别有两个区别，一是，前者无论有多少个版本，其内容都是一样的，永远都在说着同样的话；而后者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永远都不会有相同的内容。二是，教科书永远都是告诉我们“是什么”，而学者的著作永远不告诉我们“是什么”，而启发我们自己去发现“是什么”。社会缺少的是后者，催人反思的是后者，促进人类思想进步的还是后者。
关于写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2
经济学家涟女士的名篇《现代化的陷阱》出版八年了。而在很多文章中都经常引用她的其中的论述，八年的时间，却依然与目前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迷像具有极强的对照性。
《现代化的陷阱》开篇即指出：“有关转轨问题的分析家们严重低估了非经济约束因素对于改革的影响。在改革进入‘深水区’以后，所有被小心翼翼绕开的问题，最后都形成了一种滞后效应，累积成今日无法避开的社会矛盾。”当今温总理提出要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背景下，是否能看出这种滞后效应的另一种意义上的政治反射呢？如果这种滞后所带来的破坏仅仅是经济上的，或许还有补救的可能，可是一旦破坏深入到人心，“哀莫大于心死”。经济学上有“劣币驱逐良币”，而这一逻辑演绎到社会和政治中去，其结果很可怕！只要劣币与良币等值(甚至是劣币比良币还要坚挺)，就会群起仿效于我们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当前市场经济的伦理比较脆弱，随着“如何清理计划体制留下的遗产问题”用“解放思想”彻底大破。文章从四个方面：“资源的管理配置问题、国有资产的处理问题、重建工作保障问题与收入分配的激励问题”作为切入点，指出这些问题是因市场化改革带来的，却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权力干预市场所导致的。从上述四个方面的问题来看，恰恰是权力最容易插手的市场领域，从而在根本上打破了整个市场的运作规则，整个市场的法治和人伦基础也被大规模破坏。人心浮动，没有了信念，人就象立于沙滩，无根无据，我认为现阶段引导人们走入内心宁静远比增几点GDP来得重要。
书中从学理上分析：“后发展国家经济的发展，利益的冲突，阶层的分化，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改革的期望，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远远超过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的承受力，导致社会发生严重紊乱”。所谓这种“政治体制承受力”，是原有的意识形态以及掌控这一意识形态的食利阶层最不愿触及的政治禁区。经济学是“文化”而非“自然”的科学，归属于社会性而非技术性的范畴，市场同时也是一个合理社会的经典模型，“想要影响实际政策选择的经济学家最终必须是让普通人信服”。经济的发展必须要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如果丧失了人文精神的支撑，财富的追求欲望就必定会沦丧为纯利欲的冲动，就会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混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
“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涟女士这样认为。我想大破必须大立。当代中国已在“深水区”改革的今天，同时注重民众的素质教育，建立符合中华民族德行信仰，树立民族自豪感已经迫在眉捷！
关于写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3
“从平均主义盛行到悬殊的贫富差距，中国仅用了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面对贫穷，中国的传统文化游刃有余，然而面对财富，却捉襟见肘。在公平与正义的旗帜下，人们有充分的理由追问：财富是如何集中在素质低下者和品质恶劣者手中的，又对社会发展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当然不会一帆风顺。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将如何通过深化改革，跨越诸如腐败、软政权化、分利集团化、地方恶势力以及黑色经济等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陷阱。”——《现代化的陷阱》
在一个二手书的交易市场，不小心看到了这本书，开始吸引我的不是《现代化的陷阱》的书名，而是他们这个系列——中国问题报告，可是只有《现代化的陷阱》这本书的一排摆在书架上，一看就知道是那种销量不太好的书，１９９７年出版的`，现在还没买完，可是当看到那段书背后的话时，我有种莫名的亲切感，还有点痛快的激动，于是４块钱就把这本书买下了，由于作者的直率，很直白地谈了中国诸如国有企业改革、圈地热等在中国很热但无人谈的问题，对这些公开的秘密作者入木三分，实有痛快之感！能看见这本书——缘分，更是幸运！
虽然书中谈论的问题是改革开放之初的问题，但是作者对其问题的负面性的预测和警示让人信服，看了这本书，让我明白我们身边的很多社会经济问题：腐败、道德滑坡、贫富分化、官等等，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以各种形式展现，很多今天的社会问题在当时就已经种下了祸根，可谓是必然。１９９７年作者写了这本书，时至今日，１０年，今天我们的状况这么样？——悲哉！
我得到这本书，有点“英雄所见雷同”之感，但是我不敢讲这话，因为尽管我的很多想法虽然是自己的原创和书中之意不谋而合，但是毕竟我比她晚了１０年，今年２０xx年了；而且我在有些看法上很肤浅，所以看这本书更有被“闷棒”般的震撼！
在此，我佩服一个女性的勇气，敬仰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同时也感受到了要做一个她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艰辛和无奈！艰辛之处在于要拿出那么多数据来揭示中国公开的秘密是多么的不容易，而无奈则在于结局的悲哀，这种结局包括作者本人的遭遇和她警示的问题的结局，只能让人无奈！
关于写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4
读了《现代化的陷阱》我深受感触，并结合了我们实际的生活也发现这本书写的确实很好，像我这种对文学不感兴趣的人，也得到了很大的感触。以下是我对这个本书对我感触深的地方的描写：
这本书主要描述了我国先存在的问题是国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困差距越来越大，对于这一点我深受体会，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来了北京以后才发现，农村孩子和城里的孩子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我觉得这样的差距将会对我国的发展产生很不利的因素。因为那样的话穷者越来越穷，富者越来越富。在城镇，贫困家庭收入低，入不敷出，基本生活失去保障。目前中国国民收入结构呈现多元化趋势，但对大多数企事业单位来说，工资性收入仍是主要的生活来源。一旦工资的不到保障，生活就难以为继。而扶贫救济的方法也只是杯水车薪。
在贫富差距日益变大的今天，由于就业保障已经没有，对于许多人来说，在日益贫困化的同时还面临着失业风险，而失业则意味着这些人将坠入更可怕的贫困境地。可以想象，人们工作的不确定性和失业的威胁必然会带来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最后积累成政治问题。金钱不会因为它的来源不同而留下不同的痕迹，因此人们便会奉行投机取巧以及贪污受贿。调查反映公众对贫富差距过大不满的真正原因，实际上是对不正当致富的不满，而不是平均主义时代那种简单的对贫富分层的不满。
而且我们现在大学生面临着很难的就业问题，将会导致更多的矛盾激化，本来贫困差异已经很大了，在加上大学生找不到工作，还有现在的失业率的不断增加，这就会间接导致贫困差距进一步曾达。因此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以防止少数人不正当收入过高和两极分化的不断扩张。
个人对如上问题的见解：
面对种种困难，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深化改革，而不是退缩对中国现阶段来说，改革的过程，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过程，实质上是处理和调节各种利益矛盾利益关系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不断暴露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它只有开始没有终结。只有这样我们国家才能不断的进步，才能真正的变得强大。
然而我国改革的显著特点是政治制度的变迁滞后，经济制度变化相对快，经济伦理观念的变化则快得惊人，社会奉献型经济伦理，在改革中土崩瓦解并被一切围绕实利作取舍的价值判断标准所取代，结果导致社会严重混乱脱序的局面出现。市场经济秩序被破坏、经济信用失常，例如冒伪劣产品。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考虑公平和效率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文化，公平和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意义是作为一种思想根治在制度与人们的心中。事实证明缺乏人文精神的经济发展，使人们在利益的角逐中将不再受自制、理性、
公正、博爱等精神的约束，只有对金钱赤裸裸的追求。
最后终结：
我读了这本书后得到了很大的震撼，并了解了很多我国的现状，知道了我国现在缺少的是一种精神，那种不为己的精神。现在的人们为了金钱已经丧失的太多了，我们现在在学习物质科技的同时我们不应该忘记人文科技，现在的我们失去的太多了。
关于写现代化的陷阱读后感5
张先生认为涟引证哈耶克的立场来论述“社会公正”是犯了硬伤，因为哈耶克“是社会公正的死敌”。涟辩称哈耶克只反对纳粹式的或苏联式的所谓“社会公正”，并不反对、而且还主张何本人坚持的那种社会公正。在这一点上，涟的一些论友们似乎也与张先生有同感，他们指出哈耶克确实不仅只反对纳粹式的或苏联式的“社会公正”，而且还反对福利国家式的或凯恩斯式的“公正”取向。由此他们认为张先生与哈耶克的立场类似，涟引哈耶克来为社会公正立论，确实是个错误。换言之，他们与张先生一样认为哈耶克反社会公正，区别在于他们反对哈耶克的这一态度，而张先生则认同这一态度。
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它不仅涉及涟的引用是否有误，而且涉及自由主义、尤其是哈耶克所坚持的“否定的自由主义”对社会公正到底持何种态度，因而也关系到坚持市场化改革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如何坚持改革公正性的问题。
的确，哈耶克对“社会公正”这个提法本身是多次表示过反感的，他在《法、立法与自由》、《不幸的观念：社会主义的谬误》以及《自由秩序原理》等书中都否定过这个提法，而且不惜篇幅，直至专立章节来批判他所谓的“社会公正”。虽然他批判的这种“社会公正”与何书所主张的社会公正根本不是一回事，但何书没有对此作出辨析便径直拿哈耶克来给社会公正立论，这与张文不分青红皂白便断言哈耶克是社会公正的死敌，同样是不妥的。而涟后来说哈耶克只反对极权制度标榜的“社会公正”，以及强调哈耶克思想有前后期之分，这个辩解也很难服人。因为哈耶克不仅确实既反极权制度也反社会民主主义，而且在这个意义上他对“社会公正”的否定是一贯的，至少从他成名之后一直如此。
哈耶克不仅反对纳粹或苏联式的“社会公正”，而且反对社会党式的主张，直至非社会党的其他带有“结果平等”色彩的主张，如罗斯福新政之类——可以设想如果他参与了罗尔斯和诺齐克之争，他也会坚决反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论的。这很好理解，因为古典自由主义在原则上与一切关于“结果平等”的理念难以相容。古典自由主义强调个人权利、竞争自由，因而在公正问题上只能强调过程的正义，包括起点平等与规则平等(而在传统私有制社会往往只有规则平等是可操作的)。这一点在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中表现得最为典型。然而在自由竞争导致“赢者通吃”的情况下这种古典自由主义会面临两种主要的指责：其一是“赢者通吃”合理吗？能否修改一下规则，使输者也能有点吃的(即最低保障)，哪怕比赢者吃得少？其二是“过程公正”是否经得起追溯？传统私有制下的“持有链条”已历时千百年，谁敢说其中的每个环节都符合诺齐克讲的“获得正义”与“交易正义”？尤其是“最初获得”的正义与否如何认定？诺齐克肯定对于历史上的非正义应当追溯，并加之以“矫正的正义”，但矫正的程度又如何把握？
应当说这两种追问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尽管历来的追问者并没有能提供可行的解决办法(因此古典自由主义并没有被驳倒)，但这些追问永远会存在(因此社会民主主义并没有被驳倒)。
然而如上所述，这些追问本质上是针对“传统私有制”下的“自由竞争”的，而在非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赢者通吃”，而是“有权势者通赢”，亦即过程公正的缺失。同时在由公有制向产权明晰化演进的社会里，私有产权的“最初获得”是现实状态，而不是历史状态，因而“获得的正义”与其说是“历史原则”不如说是现实原则；“起点平等”不仅可以操作，而且在产权初始配置问题上它与规则平等几乎是一回事；“矫正的正义”更不能说是无法追溯、无法实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原则并不能对自由原则构成有效的追问；另一方面，“过程公正”虽然不能保证“结果平等”，但连过程公正也没有就更谈不上结果的公正了。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民主原则必须以自由原则为前提或底线。
换句话说，包括哈耶克在内的古典自由主义者尽管坚决反对以“结果平等”为理由(提出这种理由的不止是纳粹和苏联人，也有社会民主派乃至罗斯福、罗尔斯式的“自由左派”)来限制个人自由，但至少在自由秩序建立前决不能说他们是“结果”公正的“死敌”，而他们的确是过程公正的捍卫者。事实上，过程公正与结果平等的冲突(亦即自由与平等的冲突，或曰效率与公平的冲突等等)只是在自由秩序建立后才成为真问题。以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为例，他们在“第一公正原则”上是一致的，只是在“第二公正原则”上有分歧。诺齐克认为如果一个所有者最初财产的来源是清白的，其后的每次财产增值又都是来自公正的自由交易而无任何欺诈与强取，则他的最终所有无论多少，都是公正的持有，不应受任何限制。罗尔斯则从第二公正原则出发，认为对这样的持有也应从分配的正义考虑，对之作出调整。然而，设若他们面对的是最初财产来源不清白、此后的增值又是利用强权的人，罗尔斯与诺齐克还会有不同的态度吗？
可见，尽管诺齐克式的古典自由主义者不止反对极权主义，也反对社会民主主义乃至自由左派。然而面对过程不公正他们不仅与自由左派、而且与社会民主派都会有共同立场，或者说他们的正义观虽然有差异乃至对立，但仍有一条共同的底线。正因为如此，当年在缺乏自由秩序的沙皇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如今他们常被看作社会福利制度的倡导者)把自由竞争的“美国式道路”奉为理想，却把拥有俾斯麦式社会福利体制的专制社会即所谓“普鲁士式道路”看作万恶之渊。
而这条正义的底线显然无法容纳张先生以及他所支持的盛先生的许多观点，诸如把公共资产当作无主物(“契约空白”物)而行使先占权(“一方”选择权)，无视交易权利问题而大谈“交易成本”，在公共领域排斥“公共选择”而倡导“交易先于产权”等等。底线正义要求过程公正，而上述观点恰恰体现的是过程不公正；底线正义要求权力尊重权利，而上述观点恰恰要求权力“先于”权利；底线正义要求“获得的正义”先于“交易的正义”，而这恰恰与“交易先于产权”相对立；底线正义的基点就是反对滥用强制，即既反对强制化私为公，在私人领域滥用公共权力，也反对强制化公为私，在公共领域滥用“一方”强权，而上述观点恰恰为后一种现象张目。显然，这条底线在自由主义和张先生的观点之间画出了一条界限。
在这方面，诺齐克的观点最为鲜明，它与张盛二先生观点的对立一望可知。尽管诺齐克正如哈耶克一样，不仅反对极权而且也反对社会民主派乃至反对罗尔斯，但他决不是什么“社会公正的死敌”，相反，他是自由主义者为之奋斗的社会公正——获得的公正、转让的公正和矫正的公正的坚决捍卫者。而从形式逻辑上说他的获得正义优先论尤其是“交易先于产权”论的“死敌”。
至于哈耶克，他的公正观与诺齐克最为相似。他虽然很反对“社会公正”这个提法，但只要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反对的是借“公正”名义侵犯个人自由的“社会”本位倾向。不仅“社会公正”，所有“社会XX”式的提法都是哈耶克不能认同的。哈耶克从根本上反对“人为设计”某种“理想社会”，不论这种理想是关于效率、关于公正、还是关于别的什么。可见这种反对体现的是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位对社会本位(乃至其他名义下的整体本位)的拒斥，而不是“现实主义对理想主义”的拒斥，当然更不是权贵的私欲与强制对过程公正的拒斥。在经济方面，哈耶克的观点归根结底，就是要尊重所有者的权利，而这当然更与那种看守者权力侵犯所有者权利的“一方选择”是对立的。哈耶克视自由为最高价值，而他对“自由”的定义恰恰正是反对滥用强制，尤其反对侵犯所有权的强制。即：既反对强制化私为公，也反对强制化公为私；既反对五个人作出决定就可以剥夺第六个人，也反对一个人作出决定就可以剥夺那五个人。——尽管哈耶克当时面临的真问题是前者，不可能要求他在自由秩序受到统制经济威胁的时代去讲如何摆脱统制经济创立自由秩序的问题，在私有财产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代去讲如何对付“掌勺者私占大饭锅”的问题。但对后面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不难从他的反强制原则中逻辑地推出来的。
因此我基本同意王中江先生的看法：哈耶克否定“社会正义”观念，不等于说他也否定“正义”观念。如他所说，正义既然是人的行为属性，那么，当我们说一个人的某种行为是否正义时，就意味着他是否应该有某种行为。“应该”本身就预设了对某种普遍规则的“承认”。这种普遍规则，在哈耶克那里，就是用“同样的规则”对待不同的人。王先生还指出：哈耶克、诺齐克与罗尔斯的共同点，就是都坚决要维护个人的自由和平等权利，而且从这一点上说，诺齐克与哈耶克更为接近些。因为他们都只追求一种程序上的平等或“平等的机会”，反对某种所谓“实质性的平等”或“平等的结果”。
